自從家搬到青陽岔這個鎮(zhèn)上，離“中共中央舊址”就更近了。走出巷子，獨立在半山坡的“中共中央舊址”就進入了眼簾，再過一座石拱橋，就到了舊址的院畔根底。坡上的四孔窯洞的小院子，是我黨在“轉(zhuǎn)戰(zhàn)陜北”時駐扎過的地方，在“舊址”星羅棋布的陜北，這個“舊址”顯得毫不起眼。
遠處看院子很是普通，比起周邊新建的的白瓷磚紅瓦房，顯得有些陳舊。院子里的幾棵柏樹十分高大茂盛，仿佛是遮掩窯洞的翠萍，生長得直直超出了窯洞的腦畔。院墻面用泥巴糊抹得很平整，干欄式大門上的瓦片，被風吹雨淋的有些灰暗。在院子外面十來步見方的小菜園旁邊，常能見到一個衣著十分樸素卻很干凈的女人，雕塑一般站在那里，俯瞰大路上來來回回的車輛，這一站就是二十多年。
這個女人我自小便認識。她原本是遠房親戚妻子，后來離了婚。家搬到小鎮(zhèn)后，就常來找母親，她年紀與母親相仿，彼此之間就有了不少共同的話題，漸漸地我跟她也熟絡了起來?？恐@層“關系”，我成為了周圍為數(shù)不多的可以自由進出“舊址”的孩子。“舊址”一般是不允許孩子們單獨進入的，怕?lián)p壞里面的東西，進去必須要有大人陪同。
她鐘愛這個小院兒，更不允許有人來破壞，她把這個小院當做了自己的家。我記得她曾說，在政府工作人員的幫助下，她才能在“舊址”里守著，既然在這里看守就一定要守好，這既不辜負政府的信任，又有了安身之所，她愿意一直守到自己死去那一刻。
她是一個很勤快的人，每次她那里去玩兒時，總能看到她擦擦掃掃的，好像“舊址”里有永遠都打掃不完的衛(wèi)生。窯洞里土炕上的被褥疊放的整整齊齊，席子上既沒有雜物飛絮，也沒有落下的塵土。院子里沒有一棵雜草，即便是忍不住探出腦袋的幼苗，也會被她早早鋤了去。幾棵高大的柏樹下土都是濕潤的，顯然是經(jīng)常澆水，院子里沒有水井，每一滴水都是她從坡下老水井里挑上來的。整個“舊址”在她的看護下，時時充滿了生機，若不看大門側(cè)旁的紀念碑和門上掛的牌子，著實與旁邊的農(nóng)家小院沒個兩樣。
我曾問她窯洞里的被褥等東西是不是“轉(zhuǎn)戰(zhàn)陜北”時留下的，她木木地搖搖頭說：“那時候黨是在最困難的時期，不會留下什么，里面都是是后來縣政府在對“舊址”修繕時，按照原本的樣子擺放的，但是，無論什么時候放置的，都是必須要保護的。”她的話令我肅然起敬，大字不識一個的她，儼然把保護“舊址”當做了她的使命，在她眼里，“舊址”里的一切，是她生命中最重要的東西，是她的全部，這種情感甚至超越了對待自己的孩子。
“舊址”常有人來參觀，每次她都愿意充當解說員，不過解說詞僅僅是“這個窯洞住過誰，那個窯洞住過誰”，其它的詞就說不上來了。“舊址”原本不需要多么漂亮的詞來修飾，當然，她也沒有多少華麗的詞藻來飾。來參觀的人多了，拍照的人也多，有些人感慨她的堅守，也和她合個影，于是她總盼望在電視上或者報紙上能看到自己和舊址的身影。鎮(zhèn)上一個單位經(jīng)常處理舊報紙，她將舊報紙帶給我，讓我看一看有沒有報道她和舊址。她拿來的每一份報紙我每次都裝模作樣地看一番，因為我知道，那些報紙只是報道一些農(nóng)業(yè)和商業(yè)方面的事，與她和舊址完全沒有關系。
后來我讀大學到參加工作，去舊址的次數(shù)少了很多，見她的次數(shù)也少了，一直到漢中后就再也沒有見過她。年前回家后，準備和哥哥再去“舊址”，再接受一下紅色文化的熏陶時，母親卻說現(xiàn)在“舊址”換人了，一般情況下是不讓人進去的。
細問之下，母親告訴我，她在一年前到油井上“攔油”，被井架上的鐵疙瘩掉下來砸在了頭上，當場就死了。我很詫異她突然去世的消息，政府每個月都給她生活費，生活是沒有問題的，為何還要費時費力掙那點錢？母親告訴我，她想為自己掙點養(yǎng)老錢，不過她運氣不好，不僅錢沒掙到，還搭上了自己的性命。她確實運氣不好，一輩子坎坷，最后的日子沒能守在“舊址”的小院里，但她實現(xiàn)了自己的諾言，到死也要守著這片紅色凈土，這時光一晃就是二十多年。
在紅色文化遍地開花的陜北，有許許多多為了守住紅色文化而默默付出人，一代代傳承了下去。她守了那片紅色二十多年，我想唯一的遺憾就是沒有沒看到自己和“舊址”刊登上報紙，或者上個電視。遺憾終究是遺憾，永遠不會有再來的可能，為了那片紅色凈土，我們應該珍惜眼前，不再讓遺憾重蹈覆轍。在我和哥哥轉(zhuǎn)身離開“舊址”那一刻，我多希望她在另一個世界，依然守著一座院子，守住一片紅色。
去年，“舊址”又一次進行了修繕，高墻大院紅瓦磚墻的很是壯觀，榆林市電視臺、報紙、縣電視臺都報道了此事。我為政府保護紅色文化做出的決定感到高興，但也為她沒有看到現(xiàn)在“舊址”這般景象而感到惋惜，若是她還在那里堅守，看到現(xiàn)在的“舊址”，應該是站在鏡頭前，笑得合不攏嘴了吧。（煉鋼廠 薛生旭）
